荣.柯克(Ron Kirk)并不为许多中国人所知，但他实际上是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领域最重要的决策者之一。
　　美国政府管理经商贸易的职能分为三部分：商务部负责制定内外贸易政策，监督和管理日常经济贸易活动；国际贸易委员会(ITC)作为半司法机构，受理美国国内企业发起的对进口商品可能存在的倾销和补贴行为的起诉，展开独立调查，得出结论和救济措施建议，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和总统参考；USTR负责制定和协调美国对外贸易、商品和直接投资政策，并主持与他国的贸易谈判。
　　柯克作为美国贸易代表，是USTR的最高首脑，也是美国总统的首席贸易顾问、谈判代表和贸易事务发言人。
　　11月20日至21日，第22届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会议在中国成都举行，这是柯克第三次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
　　任职近三年，柯克给人的印象是对华贸易的“鹰派”立场。与他的首次接触，恰逢奥巴马政府执政后中美贸易争端的第一次爆发--输美轮胎特保措施案。
　　2009年9月11日，奥巴马签署了行政命令，对中国输美低端轮胎连续三年分别征收35%、30%和25%的附加关税。这意味着每年18亿美元的中国输美无品牌代工轮胎基本上被“封杀”。
　　USTR已在此前的6月就中国限制出口9种原材料向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提出磋商要求，但特保案因无需WTO仲裁、美国可直接实施救济措施，而在当时引起更多关注。
　　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USTR办公楼内，柯克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事实上，2004年至2008年间，中国输美轮胎增长了3倍，美国进口轮胎总量却未见显著增长。中国产品挤占的是菲律宾等其他亚洲国家在美国的市场份额。
　　当时提出问题：把中国轮胎阻挡在国门之外，而美国本土企业早已退出低端无品牌备用轮胎市场的状况下，这如何有利于美国本土就业？
　　柯克的回答生硬而简短：“这里讨论的是中国企业是否违反国际规则，而我们的出发点是美国就业。”
　　当时，这一最初由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USW)提出的起诉，被不少美国学者描述为“政治因素明显超过经济考虑”。不过，中国提请WTO仲裁之后，WTO调查结果基本与美方看法一致。
　　自此，USTR在多个贸易领域对中国的做法提出质疑，包括电工钢制品、电子支付服务、印刷出版物和音像制品、风电设备等。柯克在位不到三年，美国将中国作为被告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件有8起，占美国对中国发起总数的三分之二。而中国“入世”十年以来，成为全球任何控方的被告案件总数只有23个。
　　此外，柯克还在WTO提出，要求中国向WTO详尽解释互联网领域的限制性措施，列出200项中国未向WTO汇报的补贴措施，并在多个场合批评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不够及强迫外资企业“技术换市场”的做法。
　　但在19日的采访中，也许是中国的“主场优势”，抑或是已在贸易代表的职位上久经历练，讲台之下的柯克和蔼从容。面对摄像机，他还开起玩笑：“你的领带比我的好看，换换怎么样？”
　　这就是柯克：美国对外政策的“急先锋”、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黑人贸易代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第一位黑人市长。
　　现年57岁的柯克，出生和成长于得州奥斯丁市的一个黑人社区，直至获得博士学位的全部教育，也都在得州完成。毕业后他曾从事律师职业，后服务于得州立法机构。
　　1994年，他成为州长理查德(Ann Richard)的州务卿。前总统小布什，正是后来击败理查德而担任州长的。柯克在1995年当选达拉斯市市长。任职期间，他提出“达拉斯计划”，以总额2.5亿美元的一揽子基础设施建设闻名。1999年争取连任时，新的道路、体育场和绿地纷纷完工，被称为“达拉斯公司队长”的柯克，获得了74%的支持率而成功连任。
　　2002年竞选联邦参议员失败后，柯克回归律师行业，而后成为能源说客。2009年初，他被奥巴马提名为美国第16任贸易代表，在3月获得参议院投票通过后宣誓就职。
　　面对的不再是美国工会或企业家，柯克在采访中放松很多，却也锐气不减。他直言，USTR的工作就是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美国就业，只不过这完全可以在互利的基础上实现。
　　采访是在JCCT会议召开之前，就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领域，他表示：“中国已经对我们的一些担忧做出回应，但过去这主要体现为六个月‘运动式’的措施。而我们希望有长期、可持续的行动，来解决被不少美国企业认为的(这样一个问题)——盗版和偷窃仍处在一个不可接受的程度。”
　　三天后JCCT会议结束，USTR在声明中称，本次会谈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中国将2010年的“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专项行动”惯常化，建立由王岐山副总理领导的一个永久机制，并继续推动软件立法，省级和地方政府规章分别在2012年和2013年完成。
　　在11月13日结束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峰会上，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成为热门话题。美国希望在2012年年底前，九个正在磋商的国家能够签署“下一代贸易协定”。而目前讨论中的内容，包括经济立法、经济透明度、反贪污、金融改革、知识产权保护等一系列要求。美国还提议，要求国有企业在采购与出售商品和服务时以商业方式进行，在重要的国家项目上不能歧视他国企业，并限制政府补贴和信贷支持。
　　“我做市长时经常来中国，那时候‘鸟巢’和水立方还是工地。这里发生的一切让人目不暇接。”采访结束后，柯克说，“不知道奥运会之后，‘鸟巢’和水立方有没有被充分利用？”
　　开放是双向的
　　应使别的国家获得与你进入他们市场相同的机会
　　财新《新世纪》：你率领美国代表联合主持JCCT已经好几届了。你如何评价JCCT过去的成果？
　　柯克：今年和以前每一次JCCT的焦点，都在于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任何不断成熟的双边关系，比如美国与中国之间，最终都会有分歧。重要的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如何解决分歧。JCCT是一个非常好的用来管理这一关系的工具。
　　中国开始由严重依赖出口向内需驱动型的增长模式转变，更有力地保护知识产权，不仅对美国企业，更对中国自身的创新行业发展有利。重要的是，政策要在非歧视性的基础上实施。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充分利用世界上最好的创新和设计，无论是制成品还是服务。
　　我们还希望看到，想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就像中国投资者基本上可以无限制地进入我们的市场一样。
　　看起来总是中国在回应美国提出的各种要求，但需要说清楚，美国是非常开放的，是世界上最为开放和有活力的经济体之一。对中国企业来说，进入美国市场——包括投资和出口的障碍是非常少的，但这被双方的贸易不平衡掩盖了。
　　中国加入全球贸易体系毕竟只有十年。一方面，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贸易增长对两国经济的贡献都是非凡的；另一方面，很多美国企业相信，中国有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目标——仍需要把上亿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中去，在那里给他们提供工作机会。因此，中美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仍然大有作为。
　　财新《新世纪》：今年是中国“入世”十周年。如你所说，十年并不太长，但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些？中国还能在哪些领域做得更好？
　　柯克：中国加入一个以规则为基础(rules-based)的全球贸易体系已有十年，这十年中国从国际贸易体系中获益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
　　这是有益的，我们应当庆祝。因为，为了使中国能够从一个事实上封闭的、国家控制和管理的经济转变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需要向本国消费者证明，融入世界的过程是对他们有益的。中国做到了这一点。
　　现在，不仅来自美国，而且来自WTO所有成员，都有一种声音，认为中国在获得了非凡经济利益后，应承担责任，维护这个中国从中受益的国际体系，使它继续存在并发挥作用。
　　中国发挥作用的办法，是确保这是一个“双行道”——你不能只把商品和服务卖出去，从其他市场那里索取，而不开放自己的市场。
　　在JCCT、WTO、G20峰会等各个场合，都会听到这个说法。全世界都为中国的增长欢呼，但也希望中国能够继续前行。这意味着在管理经济时，不去刻意创造所谓的本国冠军队，不为中国的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企业提供不同于外资企业的激励机制。
　　财新《新世纪》：这次危机爆发后，很多人在想，“政府干预经济活动，也许并没有那么坏？”如何才能继续使人们相信市场化和经济自由化？
　　柯克：将过去十年中国取得的成就，与“入世”之前做个对比，好处显而易见，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答案。
　　每一个政府都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只有当贸易的好处在民众个人的生活中显现出来的时候，民众才会支持自由贸易。如果没有全球贸易，现在中国人在家中是不可能享受到这些现代商品和服务的。
　　问题是，你不能选择性遵守规则。国际贸易体系发挥作用的基础是，所有人遵守相同的规则。换句话说，你不能享受它的好处，却拒绝给予别的国家获得与你进入他们市场相同的机会，使本国的企业不用面对来自他国的竞争。
　　如果做得正确，贸易自由化的真正赢家是中国的千家万户和企业。如果能使政府让路，无论是在服装、食品、技术、能源，还是供养家庭成员的工具、教育子女、创办和管理企业的过程中，越是把决策的权利放到消费者和企业手中，消费者和企业越是能够获益。
　　因此，如果中国希望沿着正确的轨道行进，从中国的长期目标来看，美国是可以帮上忙的。美国所擅长的，正是在于有一套已经成熟的、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做法。所以，允许我们在医疗、教育、建筑服务、保险、技术等领域提供帮助，不会妨碍中国的增长，相反会有利于帮助中国继续扩大内需和培育中产阶级等目标的实现。
　　如果能够共同承担责任、分享机会，中国和美国都会实现增长。
　　理解正常化
　　如果WTO终裁美国对中国“双反”违规，美国会改革以遵守WTO规则
　　财新《新世纪》：在过去几年，你代表美国多次把中国诉诸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做出这些决定的出发点是什么？
　　柯克：贸易救济措施和争端解决机制，恰恰是健康、成熟的关系中所必然存在的现实。
　　在不少贸易争端案件中，有人会说，“你们干嘛总是针对中国？”但事实上，我就任贸易代表的时候，与美国发生贸易争端最多的是欧盟，美欧之间的商贸关系是世界上最有“爆炸性的”。
　　其实，中国在WTO中运用的救济措施，可能比任何一个其他成员国都多。这并不奇怪，因为救济措施本身就是WTO的工具，以确保贸易关系与各国对自己的消费者、本国居民所做出的承诺是相一致的。
　　因此，不应把贸易争端、救济措施看成是负面的，而应看成现实、杠杆，是反对保护主义，确保在遵守规则和原则的情况下管理经济，兑现WTO承诺的一个途径。
　　这些(贸易争端)与美国对建立活跃、强劲和积极的中美关系的决心没有任何冲突，也与我们对于美国工人和美国企业的责任——确保中国、欧洲、墨西哥、加拿大、韩国或任何一个国家遵守规则之间，不存在任何冲突。
　　财新《新世纪》：在2010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承诺会“加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目前这一进展如何？
　　柯克：首先，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主要部门是美国商务部；但我想说，惟一能够加快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是中国自身。
　　这并非一个政治决定，有一套成熟的定义，一个国家要满足一系列标准，才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换句话说，中国希望加快这一进程，那么就需要加快改革一些商业政策和行为，以满足这些标准和要求。如果无法做到，就只能等到2016年了(按照中国“入世”协定，“入世”15年后将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编者)。
　　财新《新世纪》：WTO上诉机构在3月做出了一个裁决，认为美国对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同时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有可能存在“双重救济”，美国的一些救济措施有失当之嫌。对此你有何看法？
　　柯克：如果WTO如此认定——现在还不确定我们是否会就这一裁决再提起上诉，我想说明的是，美国对待自身作为WTO成员责任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如果最终裁决是我们的行为有违美国在WTO的责任，我们一定会改革以遵守规则。
　　财新《新世纪》：我们知道，中国已经提交了申请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第三稿建议书，但公众并不知道细节。可否描述一下，这份新的计划书是否已经达到预期，或者仍距离尚远？
　　柯克：当初我们给予中国永久正常关系待遇并支持中国加入WTO时，中国的经济活动中很大一部分都是由政府管理。中国在那时已经做出承诺，将会在十年内加入政府采购协议。
　　因此，看到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进展还不够快，我们确实有些失望。但另一方面，我们会通过JCCT和其他渠道的工作，希望中国不仅兑现当时的承诺，而且将政府采购覆盖到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有企业。
　　财新《新世纪》：最近，你代表美国就中国和印度没有充分披露存在的补贴措施向WTO发起申诉，这主要出于哪些考虑，又会采取哪些措施？
　　柯克：全球体系只有在每一个成员都遵守规则的时候才能正常运转并发挥作用。所有成员——再次强调，这不是针对中国或印度——都需要在WTO备案，告诉其他成员国本国有哪些补贴措施。这是为了确保透明度，使其他成员能够获知并判断这些补贴是不是WTO所允许的。
　　不幸的是，中国和印度多年来并没有履行责任，没有将全部的补贴措施知会WTO。最终，美国行使了权利，至少向WTO汇报了所掌握的中国补贴措施的信息。这有利于WTO做出独立判断，看是遵守了WTO规则，还是中国在逃避责任，实施了有利于国内供应商而歧视外国的措施。
　　我想下一步，中国有机会做出回应。目前来看，WTO成员会(对列出的200项补贴)逐一加以分析和判断。
　　TPP是一个自愿机制，无需邀请，只要自己想加入
　　财新《新世纪》：各国都对本国的新能源领域提供了某种形式的政府支持，美国也有能源部的贷款担保；而2010年有美国工会和行业组织向ITC提出针对中国的指控。如何区分不同国家的这些支持？
　　柯克：中国、美国、欧洲、日本都在思考怎样提供下一代的环境友好型的能源。美国欢迎这样的探索，并且认为不应该与中国或任何国家，在有关如何合法地为发展下一代绿色能源提供激励的问题上争吵。在刚结束的APEC峰会，我们达成一致，要降低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
　　这些补贴有可能是非歧视性的，这是WTO许可的；但令人担忧的是，有一些补贴是违反公平和非歧视性原则的，必须杜绝这种补贴，确保支持性政策不是在创造所谓的本国冠军队 。
　　绿色能源是新兴产业，但WTO条款、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其实有明确的规定，我们的重要角色就是要确保这些措施都是符合WTO规则的。
　　财新《新世纪》：谈到APEC，美国现在正在积极推动跨太平洋合作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有无TPP，有无中国在内的TPP，会有怎样的区别？
　　柯克：首先，TPP已经公开谈论、计划很久了，也并不是美国一厢情愿，而是通过APEC，其他成员也感兴趣。这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工具，会有助于推进所有太平洋国家的贸易自由化。令人振奋的愿景是，凭借APEC之下的共同努力，总有一天我们会推出一个新的贸易协定。
　　中国与最近表示出兴趣的日本一样，都可以来考察TPP，然后可能会说，“我们也想参加”。就像我们常说的，你不用被邀请，只要自己想加入。这是中国自己的决定。
　　目前美国的立场是，就像奥巴马总统所说的——我个人认为这是对中国的高度评价：“我们要做的就是中国做过的，也就是增加储蓄。”
　　过去15年，我们是全球最大的消费者。这很好，刺激了美国经济，还刺激了亚洲经济。但现在，全世界认识到美国经济需要平衡。讲得更直白，就是美国要生产更多、销售更多到全世界去。与之相对的，是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中国经济不能完全由出口驱动，尤其是欧洲和其他国家经济正在显示出脆弱性的时期，中国需要扩大来自内需的消费。
　　当美国寻找扩大出口的机会时，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应当是一项贸易协定的一部分，这项贸易协定覆盖的是即将成为全球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要知道，APEC的21个成员代表了全球一半的人口，超过一半的GDP，超过一半的全球贸易。
　　美国理应推动这样一项计划，因为它会帮助美国接触到这些新兴的消费者，使他们享受到“美国制造”的产品，并以此为美国国内创造就业。
　　财新《新世纪》：TPP所计划的“下一代自贸协定”的目标很远大，讨论中的内容已经超越了现有WTO和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标准。你怎样预计亚太自贸区的方向？这样一个区域贸易协定，又会对全球贸易体系产生何种影响？
　　柯克：说的对，TPP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过程。一个世纪前，我们就在主要用海运的方式运送货物，从初级的大宗商品，到工业制成品，到现在很多贸易对象是服务。现在，很多贸易壁垒已经不再是关税，而是非关税的障碍、规则、监管体系、国有经济，这些在四五十年前还不普遍。我们认为，应当有能够体现今天的挑战、消除当今的贸易壁垒的协定，而非照搬20年前的。
　　因此，我们才希望有最高标准、前瞻性的贸易协定，它将是一个能够应对新挑战的“活文件”(living document)。这是个合作机制，不会有任何国家被强制参与。
　　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汲取WTO的经验，以推动多哈回合。在153个经济体、哪怕是21个经济体之间达成一致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应该从一个“自愿联盟”(coalition of willingness)做起，迈出第一步。
　　对于它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关系。有个形象的例子就是，很多人认为，如果不是美国启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谈判，而其他国家也开始“自谋出路”，WTO乌拉圭回合有可能还要拖延。当时这些酝酿中的区域自贸协定，更像是对乌拉圭谈判的一个信号：“瞧，我们还是赶快采取行动吧。”
　　因此，这有可能起到一种催化剂作用，将加快实现APEC成员国已经向往多年的，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自贸协定的愿望。如果跨太平洋自贸区协定实现，相信它还会成为一个实验基地，此后能够把最好的经验带给多哈回合和其他多边协定中去。
　　财新《新世纪》：美国、欧洲甚至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目前都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国家开始施行保护措施，防范本国就业遭到更大损害。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一场贸易战？
　　柯克：我们已经对保护主义的危害有足够了解，过去四年中的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的首要原则就是反对保护主义。至少根据WTO的分析，我们在这一点上做得不错。
　　但也应看到，当世界经济变得脆弱，特别是欧洲出现问题之后，不少政府还是开始“向内看”。这种情况下，我们最有把握做好的是，确保WTO是一个执法机构，让它有反对保护主义的强有力的声音。
　　这是美国和中国发挥作用的时机，应当以行动来证明，我们坚持全球贸易原则，坚持开放性和透明度，依法办事，尊重知识产权，使用正确的方法为创新提供激励。
　　美国和中国可以引领全球，发出一个强信号：在两国的利益基础上，美国帮助中国实现建立更有活力的内需驱动型经济，而这同时并不妨害美国转变作为全球最大消费者的地位，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这是一个特有的机会，美中真诚合作，不但会使我们两国更为富裕，还会实现全球的贸易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