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上有个教学惯例，叫做“病例研究”，就是把某位病人的症状、诊断结果和治疗方案交给一屋子医生和学生们讨论。

　　几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也举行了一个类似的研讨会，将一些宏观经济名人齐聚一堂，总结过去5个动荡年头的经验教训。

　　这里的病人就是全球经济。过去5年全球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这次危机的爆发、危害程度以及持久影响力令几乎所有知名经济学专家都颇感意外。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拯救经济的老药方已经失效。

　　久拖未决的经济问题将迫使教科书被改写，其中就包括受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简称：美联储)主席贝南克(Ben Bernanke)尊敬的教授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所着一部著作。而本次研讨会也是IMF为了表彰费希尔的贡献而举行的。

　　对美国和其他较大经济体而言，最紧迫的问题不再是如何以最佳方式治疗经济衰退这个急性病或控制通货膨胀，而是如何预防具有传染性的金融危机以及如何治疗经济增长异常缓慢这种慢性病。经济增长极度缓慢这种病症曾一度只是指日本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失去的十年”。

　　正如诺贝尔奖得主兼报纸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言，美国自己的“失去的十年”明显已经过半。

　　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则表示，相比较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持续不断的危机危害更大，因为与数十年间比起来，危机持续期间呆在家里的年轻人更多，原因是他们毕业后找不到工作。

　　美联储顶尖经济学家预计，危机及后续效应破坏如此之大，大到即便美国经济火力全开，也不能追赶上危机前的水平；比起美国经济依照危机前的增长势头前进，就算如今美国经济真的全力以赴，实际产出也要少7%。也就是说，年均商品、服务产出要少1万亿美元。

　　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人们都称赞美国人在迫使银行业提高资本方面行动迅速，欧洲则因反应迟缓而备受谴责。费希尔表示，修复债务、银行问题是越快越好。

　　但在这种“新现实主义”做派身边，并没有什么能够治愈持久慢增长的一致意见。有人呼吁在基础建设上加大投资。美联储一份内部文件证实，美联储至少现阶段正在研究大胆措施，例如争取将通货膨胀率暂时提高到2%目标之上，不过近期不会有什么大动作。

　　萨默斯警告称，关于低速增长的警惕太少。他说，现在的政策议程中，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投入的精力比过去都少。美联储前经济学家安德鲁•莱文(Andrew Levin)请求学术界人士加快研究，因为现在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的决策者都亟需答案。

　　对于小型经济体而言，维系经济健康的“药方”已经有所变化。

　　以前，IMF和费希尔等一些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建议新兴市场要么彻彻底底地固定汇率，要么就跟随全球资本流动的大潮，让汇率自由浮动。建议者说，在这两种极端中间的其他组合都是轻率的，压根儿没效果。

　　然而，从本次讨论会可以明显看出，这个原本百喙如一的观点已经瓦解。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爆发后，拉丁美洲、亚洲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表现出众，它们凭藉买卖货币来干预汇率（即“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控制资本流动。就连费希尔执掌的以色列央行(Bank of Israel)也通过卖出本币谢克尔来减缓该汇率的攀升速度，拯救受到威胁的出口业，同时建立外汇储备以防某日派上用场。

　　IMF已经不再顽固抵触管控跨境资产流动的做法。近来的经验教训也使得之前“浮动汇率国家比固定汇率国家表现更好”的观念受到质疑。但是，IMF尚未就小型经济体的最佳汇率制度发表一个明确的看法。

　　韩国、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没有指望外界的建议。这几个国家早已注意到了资金的剧烈流动；当时只不过是美联储可能很快缩减宽松货币政策的传言，就引起了如此大的骚动。这些国家的结论是，若任由市场我行我素，结果只会让本国经济蒙受风险。因此它们同时尝试了管控和干预外汇两种手段。

　　IMF讨论会上曾经有一种有趣现象。经济学家们常常开出“药方”，然后把贯彻落实的政治问题推给其他人考虑。

　　不过，管理着基金公司Pimco的前IMF官员Mohamed el-Erian在会上说，这种想法已经落伍了。他指出，谈论经济的同时不可能绕开政治。他甚至建议人们考虑如何将更好的经济治理嵌入到某些好走极端的政治体系中去。

　　他没有点出“好走极端”的是哪些国家。但，IMF总部距离美国国会只有区区2.5英里。